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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情淡泊,生活尚简,看重情谊,善待朋友。兴趣广泛,爱好多多:读书、写作、音乐、器乐、武术、游泳、佛教、救助众生、上网、写博、交友、旅游、网上神游,。乐而不知春夏秋冬,玩而忘记岁月年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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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“五重间谍”袁殊的晚年生活  

2017-02-26 20:24:20|  分类: 人生百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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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五重间谍"袁殊的晚年生活

 


"大家明白,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,变得悲喜无常了。"

19775月,北京站,一趟列车刚刚靠站。站台上,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,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,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。

他的父亲,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、中统,汪伪政权、日本特务机关,有"五重间谍"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。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。


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,他在信中嘱咐曾龙,手拿一本《红旗》杂志、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,以方便辨认。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,没有遵嘱。

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,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,依稀有些面熟。

"您是从武汉来的……"

"你是曾龙!"

眼前这位老人苍老、瘦弱、矮小,两颊深深凹陷,面色憔悴,左腿有点跛,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、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。

22年未见,"爸爸"二字已经叫不出口。

从此,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"老头儿"


归来


19756月,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。信只有一页,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,允许通信,要求子女回信,并寄去几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


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。犹豫了一个月之后,曾龙寄去了三本《毛主席语录》,但没有写信。

不久后,袁殊回信,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。这次,曾龙回了信,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。


信中说,自己读信十分喜悦,甚至泪下。自己有愧父道,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。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,成家立业,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,而不是流落街头,他十分庆幸,说"祸兮福所托"

从此,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。


19767月,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,已请了假,将回京探亲。对此,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。

袁殊有5个子女。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,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。抗战胜利后,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,改名曾达斋,有名的"汉奸袁殊"从此消失。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(原名端木文琳)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、曾曜、曾龙、曾虎。


1955年袁殊被捕时,王端已经与他离婚,住在上海。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,二女儿曾昭12岁,三女儿曾曜11岁,大儿子曾龙10岁,小儿子曾虎9岁。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,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,几乎无人照看。


"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,因为我一直跟着他,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,我都总想他,后来不想了。"曾龙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曾龙有时会想,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?哪怕不当报人,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,将来变师傅,也算个老工人。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,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?"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?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。"他说。


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。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,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。


1965年,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、军统特务,日本特务、汉奸,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,但因为"文革",又被关押了8年。

看过判决书,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。他们没想到,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。


传阅一圈之后,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:"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,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。"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,袁殊和子女、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,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,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,"不愧为老牌特务"


1978年夏天,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,住了三天。曾虎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,住在平房里,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。他对曾虎说起,四人帮倒台了,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。


曾虎说,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,但是给日本人做事,是汉奸,作为子女,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。

沉默半晌后,袁殊说,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:"你在解放军当过兵,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,你能违抗命令吗?"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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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无立足之处


19801月,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。

此时,他已身患半身不遂,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。在13日的日记中,他写到:"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,却是'老而不死是为贼'了!"前两次回京,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,均无果,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,打算破釜沉舟。


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,给夏衍、李一氓、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。

袁殊这次回京前,没有通知子女。曾龙只好临时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中。


当时正值寒冬。袁殊在秦城监狱里患了脑血栓,手脚不太灵便,常常费了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。曾龙每次去看他,他几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。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,自己居无立足之处,"天下之大,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"
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本,黑色皮面,上有一红一白两朵雏菊,里面是深蓝色的钢笔字,字迹清晰,日期从未间断,每日之间空一行,日期被加深加粗,一目了然。


一天,袁殊把钥匙锁在了房里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"这个情景,正为现在的政治处境:门锁紧了,钥匙锁在房内,人则锁在房外,进出不得!"1980224日,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,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。他得知,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,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。他当面提了要求:"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,不如放我出去活动。"曾龙注意到,此后的两个星期,父亲情绪很兴奋。他知道,父亲是想继续干老本行。


229日,袁殊寄出写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信,请求解决自己的问题。928日,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,要求他对某些情况再做补充说明。

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日子里,袁殊靠读书、看报、抄写、听广播打发时间。有时一个人逛公园,去美术馆看展,看电影,在街边买花和糕点小吃。他会把每一笔开销都详尽记下。在日记中,他叹息:"一天就为了忙于吃!"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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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殊于大连工委(1948)

 


五重间谍


19807月,在与袁殊和关露都熟识的梅益介绍下,袁殊借住进了同为潘汉年案涉案人员、也刚出狱不久的关露在香山东宫二号的房子。

在这里,袁殊三女儿曾曜的丈夫、在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工作的赵如宝第一次见到了袁殊。他对袁殊十分好奇,觉得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,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,有文人气质。

19818月,关露要收回房子,袁殊租住进香山南营。机关落实政策办预付了一年的房租。


袁殊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。那时,电视连续剧《敌营十八年》正在热播,他不屑地对曾龙说:"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,半天都混不下去。"袁殊曾对曾龙说,自己是"榜上有名"的人。1946年,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,中将军衔。他没有理睬,进入了解放区。


曾龙问:"你榜上有名,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、安排工作呢?"袁殊说:"我的情况不同,我是共产党的人。"1931年,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(化名王子春)的介绍下,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开始参加特科工作。


1932年,袁殊在表兄、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,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"干社"情报股股长。


1934年秋天,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(原因至今不明)的紧急情况下,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,袁殊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。


抗战爆发后,在杜月笙介绍下,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,在潘汉年同意下,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。


1938年,"岩井公馆"的雏形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"特别调查班"成立,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,成员共十几人,基本都是日本人。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。

至此,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"五重间谍",时年27岁。


曾龙曾问过袁殊,中共、国民党、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,袁殊说,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,日本人行事很精细,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,最容易对付。袁殊凡事讲究"留有余地",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,游刃有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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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犯有严重政治错误"


19828月,潘汉年平反。

107日,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。这一天,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。判决书宣布:一、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;二、宣告袁殊无罪;三、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.49元,予以发还。


平反后,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,享受正局级待遇,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。他要求不再叫"曾达斋",恢复本名"袁殊"。他说,纵观自己的一生,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


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: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。

1940年,袁殊以"兴亚建国"代表的身份应邀访日,他根据多渠道消息,结合日本间谍活动,回国后向潘汉年报告了"日本欲南进,称霸东南亚"的情报。19416月,苏德战争爆发,中苏极为关注日本是否北进,在东线夹击苏联。袁殊广泛与日本各路军官频繁往来,最终作出"日本不会放弃南进"的判断,汇报给潘汉年,延安转告了苏联。

苏联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,这条情报可说功不可没。对此,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。


平反后,袁殊的党龄只从1946年算起。

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入党,1934年,组织关系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。国共第二次合作后,潘汉年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,袁殊将几年来的经历向他作了汇报,表示希望从远东情报局"归队",潘汉年重新启用了他。从此,袁殊开始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做统战、情报工作,直到抗战胜利。


1938年下半年,袁殊应戴笠召集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,与潘汉年秘密见面。潘汉年说:"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,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。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,向右,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,成为他的红人,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,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。现在看你怎么决定吧。"袁殊这才知道,自己的组织问题根本悬而未决。他说:"我的一切事依你做主,想不到你会这样问我。我想知道我的组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?"潘汉年说:"看以后表现,将来再说。"袁殊没想到,平反后他的党龄还是只从1946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算起。一次跟人说起,他掉了眼泪:"他们欺负我,抹掉了我15年的党龄。"而且,平反结论里仍留有一条尾巴:犯有严重政治错误。


1939年,袁殊奉国民党军统之命,策划挖地道炸掉76号汪伪特工总部,以除掉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。就在计划推进时,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,致袁殊被捕。岩井英一说服了日本"梅机关"首脑影佐贞昭,以袁殊系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,让76号把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。


193911月,在岩井英一要求下,袁殊写下《兴亚建国论》,在各大报刊发表,公开与日本人合作。为牵制汪精卫,岩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权负责组建"岩井公馆"(即"兴亚建国运动"本部)。后袁殊加入汪精卫政府,由人人所知的"落水",变成了响当当的"汉奸"


因此,与袁殊同时平反的一些老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,认为袁殊被捕后叛变,投靠日本人,是真正的汉奸,不该平反。而袁殊则坚称,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汉年指示。


其中最关键的事件是,潘汉年与岩井英一的会面。

19415月,在袁殊的牵线下,潘汉年以"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"的身份去见了岩井英一。争议在于,岩井英一是否知道"胡越明"的真实身份?

袁殊称,潘汉年去见岩井英一之前,在没有得到潘汉年指示的情况下,他先斩后奏,告诉了岩井英一其真实身份。此后,岩井英一与"胡越明"一直心照不宣地打着交道。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,也说自己知道"胡越明"就是潘汉年。


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,袁殊平反结论中"犯有严重政治错误"即指此事。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碍,有人暗示他改口,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,但他坚持不改口。

朱玉琳还告诉曾龙,潘汉年被关押期间,文革前对袁殊没有任何微词;文革后,对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,开始出现多次反复。


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楼适夷告诉了曾龙此事的一个细节。

王天木叛变后,李士群诱捕袁殊。袁殊不知事变,到上海静安路一家小咖啡馆赴约,意外巧遇了好友楼适夷。袁殊告诉楼适夷,明天到这里来,可以见到潘汉年。


第二天,楼适夷按时来到小咖啡馆,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马景星。他这才知道,前一天,袁殊在这里被扣了。潘汉年来后,不慌不忙地说,"没事",然后告诉了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,叫她去找岩井英一。

至此,曾龙才终于相信,"五重间谍"对袁殊来说是外形,中共情报员才是本质。


曾龙问过袁殊,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,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?袁殊说,不能这么说,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,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

曾龙又问袁殊:"潘汉年有什么兴趣特点?"袁殊不假思索说:"他喜欢搞'阴谋诡计'"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后说:"要不是潘汉年叫我那样做,我怎么会钻那种狗洞呢?"


198212月,关露在家中吃安眠药自杀。

得知此事后,曾龙十分吃惊:"好端端一个人干吗非得死呢?"袁殊沉默了一分钟,说:"我知道。"又停顿了半天后,说:"她无可奈何。"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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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殊(1927年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)


"难言的春秋"


平反初期,袁殊一度有了重出江湖的劲头。

有时,机关请袁殊和年轻人分享地下情报工作经验,袁殊一连讲上几天也没有疲态,反而精神振奋。


他向组织提出,要去考察长江,要去香港和日本继续活动,干老本行。他要求单位为他配个秘书,协助自己做口述记录。皆未能如愿。他只能用发抖的手独自完成了回忆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文章,但未能发表。一万余字的潘汉年纪念文章《红色小开》,后来被人借阅,不知去向。


1983年,他开始翻译百万字日文小说《细雪》,由于手抖得厉害,不得不中途放弃。

在曾龙眼里,袁殊有强烈的企图心,喜欢做常人做不出来的事。袁殊告诉曾龙,在上海滩,像他这样平地滚起来的人还有几个,干特工特别冒险刺激,自己干得很起劲儿。他常说:"一个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什么,才不负此生。" 1984年,在袁殊的老战友、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的批示下,三女儿曾曜一家调进了北京。曾曜丈夫赵如宝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陈丕显批示的大意是:一个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志,提这么一点要求我们能不同意吗?


每周日,一家三口会骑自行车去看望袁殊。赵如宝最喜欢听袁殊讲过去的故事,讲到好笑的地方,袁殊经常哈哈大笑。


袁殊曾和赵如宝说起在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的工作:"实际上好多共产党抓来了后,我就假装出一副司令的腔调,教训一顿就放了,特别是女的。"抗战胜利后,岩井公馆被国民党封闭。


袁殊告诉赵如宝,他们事先得到消息,把岩井公馆的资产分几次连夜统统交给苏北新四军了,当时价值一亿多美元。


一次,袁殊和赵如宝说起:"我们这些人,一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活着,随时可以掉脑袋的。我还是挺幸运的,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。"他经常告诉子女们:"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潘汉年干,所有功劳统统都是党的。别看我现在没什么钱,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工作。"这一年,在曾虎等的陪同下,袁殊去了上海等地,故地重游。


上海宝山路天通庵对面原938号,是岩井公馆旧址。路过这里时,袁殊停下来逗留了片刻。潘汉年案发后,当年随袁殊在这里工作的很多人都受到株连,有的人已含冤去世。此行,他见到了当年协助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人寿和昔日老友吴君。


转道无锡,袁殊去看望了潘汉年案"主犯"之一扬帆。1946年袁殊从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,第一个到码头接他的人就是扬帆。


当年,扬帆神采奕奕,此时却已双目失明,生活不能自理,让袁殊心里很难过。

辞别扬帆,袁殊专门绕道潘汉年的故乡宜兴,去看望了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。


袁殊最后一次见到潘汉年,是1955年。

他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,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:"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,中外同行都一样。"几天之后,潘汉年即被捕。一个月后,袁殊也被捕。潘汉年没有等到平反,于19774月病逝于湖南劳改农场。


见到袁殊,潘玉琴很激动,一度哭了起来。她说,潘汉年年轻时离家,再未回去。后来家人听说,他在上海做官发达了,但他从来没有帮扶过老家,反而出事后家人受到了牵连。临走时,潘玉琴煮了鸡蛋,一定要袁殊和曾虎带上。


离开的路上,天渐渐黑了。袁殊后来记叙了从潘玉琴家出来后的心情:"心里很寂寞。"袁殊顺路乘船回湖北蕲老家,住了一个星期。1911年农历329日,他在这里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宦人家。


1984年秋天,袁殊脑血栓复发。他花了近一年时间,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《屐痕重印江南路——南游杂记》。


"几十年过去了,各人都有一番难言的春秋,但时至今日,大家已经不屑再谈那些坎坷旧时了。"他写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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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殊与袁牧之合影(1931)


文人做派


在曾龙眼里,父亲一生都保留了上海时期的文人做派。

在上海时,袁殊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,除了不爱赌、不吸鸦片,几乎什么都沾。曾虎听袁殊说起过,他在上海时"很有钱很有钱",但从没把这当回事。


当年,袁殊为吴亚醒、岩井英一等干情报工作,月收入在600元以上,他每月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王子春作为党费。不过,袁殊后来对曾龙提起,他看到王子春一年四季穿戴阔绰,私下也有过不满。


抗战胜利后,袁殊去了大连,以博古堂经理身份作为掩护,从事对香港的秘密贸易工作。期间,他收藏了很多古玩,以陶瓷、字画居多。1955年被捕时,大部分财物被抄走。


余下之物,文革时被曾龙摔碎烧光了。南长街四合院里装满四间房的书籍,大部分也在袁殊入狱后捐出。平反后,发还了抄走的物品,其中多是名人字画。


袁殊曾和曾龙谈论过日本文学。他说,日本文学的主要特征,不是曾龙所说的"沉闷",而是淡淡的哀愁、含而不露的感伤,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:含蓄、坚韧、脆弱、轻狂,兼而有之。曾龙觉得,这一评价像极了袁殊的内心。


顾雪雍曾写过一篇纪念袁殊的文章。

顾雪雍的舅舅恽逸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,被潘汉年派到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工作。据恽逸群回忆,汪伪时期,有一年春节,袁殊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,大家坐在客厅等他,他从楼上卧室走下来,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,突然号啕大哭起来。过了一会下来时,又谈笑如常,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。"大家也不问他,因为大家明白,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,变得悲喜无常了。"袁殊曾告诉曾龙,自己很怀念赵家楼的生活。


那是1949年,李克农将袁殊从大连调到北京,任中共情报总署亚洲处处长。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南小街的"赵家楼",即五四运动时被火烧的曹汝霖旧宅。袁殊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,晚上回家。与王端离婚后,他干脆吃住在赵家楼,几乎终日伏案工作。


这种无需隐蔽和周旋的日子,是他鼹鼠般的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。

每周六下午放学和寒暑假,曾龙、曾虎兄弟会去赵家楼跟父亲一起住。冬天房间里放一个大大的搪瓷炭火盆,也还是有些阴冷。袁殊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工作,或是和别人谈话,很少陪他们玩儿,只是周日会带他们出去吃一顿饭。

曾虎记得,早上睡醒时,总是能听到父亲咕嘟咕嘟煮咖啡的声音。


感情生活


曾龙并不讳言,父亲一生,女人无数。

袁殊曾在给他的信中承认:"要说我的一生,并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,比如我私生活不检点。"曾龙说,袁殊相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,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性的欲望支配。


袁殊身材矮壮,长相普通,但在社交场上却如鱼得水。曾龙曾听母亲告诉他,袁殊跟上海的交际花胡慧琪(即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中"老五"的原型)好过。他还从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教授陈琼之对袁殊的采访笔记中看到,袁殊谈到过曾与蓝妮(曾为孙科二夫人)过从甚密。国民党特务英茵也曾与袁殊有过亲密接触。


曾龙问过袁殊:"与这么多女人有关系,组织不说你?"袁殊笑着说:"我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,他们听得很严肃的,没说什么。"袁殊多次向曾龙提起和演员王莹的青葱初恋。文革中,王莹被迫害致死,葬于香山乱岗。袁殊住在香山东宫二号时,曾让曾龙和曾虎去寻找王莹的墓地,遗憾未能找到。


袁殊留恋不已的,还有曾龙的母亲王端。

1941年,袁殊和马景星离婚后,与王端结婚。1942年到1945年,曾昭、曾曜、曾龙、曾虎相继出生。解放初期,王端被调到中调部工作,不适应机关生活,夫妻频繁吵架,1953年与袁殊离婚去了上海。因受袁殊问题牵连,文革时,王端跳江自杀。平反后,袁殊听到王端去世的经过后哭了,说:"真愚蠢,她要是不死,肯定会跟我复婚的。"那一晚,他一夜未眠。


袁殊1977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时,就跟曾龙提起,想找个伴侣一起生活。

1981年的一天,香山南营的邻居告诉曾龙,袁殊跟家里20岁的小保姆拉拉扯扯,最好注意影响。曾龙非常恼火,跟袁殊大发了一通脾气。袁殊坐在一边,面无表情,一句话不反驳。


一个星期天,赵如宝来探望时,曾曜正给袁殊洗脸,梳头,刮胡子,给脸上擦油,换干净衣服。赵如宝问这是在干吗,袁殊捂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摆摆手说:"我要去约会,你别管我。"袁殊晚年接触的对象不少,但都没能走到一起。"他就是希望有个家庭的温暖环境。"赵如宝说。1986年的一天,袁殊告诉曾龙:"我决定不结婚了。"曾龙觉得,父亲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。


健康恶化


进入1985年,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

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,导致脑软化,无法控制情绪。他变得喜怒无常,有时发牢骚、骂人,有时又突然大哭大叫。


1985年,夏衍出版了《懒寻旧梦录》,其中露出袁殊1935年因"怪西人案"被捕时叛变自首的弦外之音。


19355月,上海发生"怪西人"案件。

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被捕后,始终一言不发,被称为"怪西人"。军统不知其身份,只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,上面写有袁殊的名字,袁殊因此被捕(8个月后被营救出狱)。之后,夏衍认为自己险些被诱捕,怀疑袁殊叛变。


1980年袁殊第三次从劳改农场回京时,曾虎曾陪他去见了夏衍。回来的路上,袁殊说,该谈的问题都谈清楚了。看到《懒寻旧梦录》,袁殊十分恼火,用抖动的手勉强写了份书面材料,要求组织澄清此事。


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:"组织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,夏衍没有被捕,组织自然不会采纳他的说法。"一位部领导告诉曾龙,1954年审干中袁殊的政治结论就是自己做的。"1935年被捕不是什么大事,袁殊立过大功,小毛病不少,就是文人那一套,吃啊喝啊找个女人之类的。"院里的老干部局经常组织活动,下棋、打牌,请袁殊去,他从不参加。"他也觉得孤单,但他总认为别人说他是汉奸叛徒,到人群里会惶恐不安。"曾龙说。


部里很多老同志都对袁殊的案子十分同情。一位老干部曾对曾龙说:"袁殊立下的功劳比我们多。"1986年后,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,因脑血栓、白内障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多次住院。他眼睛看不清报纸,抖动的双手也无法握笔,整天在轮椅上枯坐。以前,他尚能记日记和写诗,他说他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,时至当时,他只能在终日冥想中度过。


一次,他对曾龙说:"我现在跟关在秦城监狱没两样。"他有时神志已不清楚。有一次,他去看楼适夷,说:"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陈琼之(采访他的人)发展进来了,经过我的观察,她是可以发展的。"他去中直机关院里的医院看病,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: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;开口常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。


"关灯"


1986年的一天,袁殊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,突然公布了遗嘱。

遗嘱经过了律师公证,主要有三条:第一,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里的房子统归曾曜所有。第二,家中所有的物品统归曾虎所有。第三,所有的书籍留给马元曦的女儿张晓丹。


袁殊曾说,子女长大以后,父母子女关系就是社会关系。曾龙从小和袁殊住在一起,袁殊刚回北京时,也是曾龙照顾他最多,但晚年,父子俩反而疏远了,袁殊甚至一度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。曾龙说,自己是个闲散的人,而父亲是个事业型的人。"咱们之间的关系,就是你瞧不起我,我瞧不起你。"袁殊说。


1987年年初,袁殊提出,要子女们搬来跟他同住。他说:"我活不了多久了,住在一起热闹一点。"但他日益无常的脾气让子女们望而生畏,且各自忙于工作,都没有搬去。


后来,曾龙在曾曜的劝说下准备搬过去。就在这时,袁殊出事了。

当时,他赶走了保姆,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,结果从床上滚下来,摔断了大腿骨。

曾龙后来猜测,这一举动有自杀的成分。


曾曜发现后,把袁殊送进了309医院。

马元曦和曾昭已迁居美国,袁殊住院的12天里,曾龙、曾曜、曾虎轮流看护。


一天早上4点钟,在曾龙的劝说下,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袁殊勉强同意喝点牛奶。

曾龙喂他喝下一小碗。喝完后,袁殊说:"关灯。"说时气息微弱。


曾龙猛然想起,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,父子俩同住在永安里的小房子里。那是成年后他唯一跟父亲共度的一晚。袁殊早上4点多就起床,扰得他睡不着,他抱怨道:"你那么早起来,我还没睡够呢,你关灯吧。"袁殊就把灯关了。

曾龙伸手准备去关灯,袁殊却拉过他的手,亲吻了一下。


第二天晚上七点,曾虎接替曾龙值班。

曾龙回家刚睡下不久,曾虎就打来电话,告知父亲不行了,正在抢救。

深夜零时30分,袁殊离开人世,终年76岁。


这一天是1126日,大雪。袁殊的遗体从病房推往太平间时,风停雪止,庭院里满树银花。

袁殊去世后,七八本日记大部分都没了踪影。保姆告诉曾龙,曾见到袁殊在去世半年前烧了一些东西。


子女们曾劝父亲写回忆录,但他对此毫无兴趣,并交待子女们:"你们也不要写。"曾虎偶尔问起袁殊过去的间谍生涯,他会一脸神秘地说,这都是党的机密,不能随便讲。


1987122日,国家安全部领导、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。之后,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,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。

  

  “五重间谍”袁殊的晚年生活 - 老教授 - 老教授

文图采自网络

 

 

  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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